以落实全民权利为基准，推进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以落实全民权利为基准，推进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无人负责。如今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对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没有前途。

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另一个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晰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终委托人。有人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终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终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国有经济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有人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由大家的权利所构建的对国资经营管理体制，在全社会实现充分民主化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最终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我们人民代表集合体能全面充分代表全体人民吗？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

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存量改革中现在出现了很多矛盾，很多人担心，这种矛盾会激化，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有些对存量改革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的人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是无法规避的，操作中应该怎么样来使得改制的过程尽可能地平滑？

　　公有制企业在法律上都姓公，但实际资产形成的路径大不相同。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TCL为代表。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限于历史条件，法律载体只能是当时仅有的国有制或集体制，但实际上这些公司资产的形成，一靠创业企业家和员工的人力资本，二靠市场信用。因为是从市场里杀出来的，创业企业家控制着他们领导形成资产的公司；但在法律上，公司的资产还是归抽象的国家或集体。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就是承认企业家和工人人力资本应该得到的合法产权。过去说资本价值全部是“活劳动”(人力资产)创造的，“死劳动”(物资资产)完全没有份。怎么就突然来了“大颠倒”，好像资本价值全部由死劳动创造，“活劳动”不应该有份了呢？我以为颠来倒去都是错，资本价值是物资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造的。

倒回去界定产权的事，前无古人。公有制改制过程中，要做成无缝天衣的确很难。最严重的问题，是后来在位的权力人物，对公司资产的形成不一定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还有过负的“贡献”，但在改制中利用权力，硬要分走一大块。这是改制最大危险。但是我们也得想明白：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活动才最终失去土壤。因此，叫停改制，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至于更一般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是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情。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以富驭穷，搞得个“穷人看不了病上不了学活不下去”也不好。以落实全民权利为基准，推进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这才是正道。13亿公民对10万亿国资都管不住管不好,谈何政治权力的落实!只有实现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摆脱”收死放乱”的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