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是，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从没有遭遇过经济繁荣、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经济复苏诸多经济环节周而复始的周期困扰。热衷于归纳“中国模式”的人士，总是在这方面显现出中国人独特的自豪感。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一路走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就会发现，中国其实一直遭受着经济周期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实上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以后，所向披靡的市场力量常常显露出戏耍中国人心智的诡怪。1988年的通货膨胀、1989年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反应、1993年的经济过热、1998年企业改制的痛苦、新千年以来国人对垄断国企嚣张气焰的愤懑，往往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只不过国家借助权力力量，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直观感受悄然降低或强行抑制住了。 中国人就此对经济周期缺乏心理准备、能力培养和预防筹划。到了2008年，中央政府在北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情急之下投入的4万亿元，以及由此推高的银行贷款，又一次让人们错过了认知经济周期的机会。其实，中国何曾免于经济周期的烦恼，只不过一直是国家权力在政治技艺的展示中，自个儿替全国民众承受了经济周期的折磨。 2012年，中国经济周期的呈现正在露出冷峻的面目。这一波经济问题的凸显，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由此深思相关改革的突破口及其希望大小。毫无疑问，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健全。在一切可能触动政治禁忌的经济改革领域，中国的经济改革都裹足不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导型的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权贵主宰的经济形式。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与保护机制，就不可能推出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国家权力主宰的市场经济，政治的起伏就是经济周期的推手。 [阅读全文]

中国农民重走集体化之路，去追求原人民公社式的〝集体土地-集体经营-免于自耕〔低效〕-免于匮乏〞是没有出路的。农民个人要实现其实质自由，这意味着个人、集体、国家并不是一种〝递进服从关系〞，而是递进嵌套关系。这里所引入的〝嵌套〞概念，是指个体在保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而不是被强制地加入〝个体联合体〞去合作从而创造合作剩余，以扩展个体利益的一个过程和机制。足见个人只是把自己嵌套集体；集体也只是嵌套国家，以分享合作的好处与剩余。一旦这些合作剩余为零，则应有退出机制以保障个人、集体利益。不能为集体、国家的〝直接代表者〞提供借口，去限制、干扰个人。这些集体、国家的〝直接代表者〞仅仅是个人权利的〝委托代理者〞。他们中的某个人是无权决定谁牺牲或减少个体权利的，得经集体、国家作为〝个体联合体〞内的民主机制来按〝多数原则〞决定。试问事事、处处、时时都缺损了个人利益，何以保全集体利益；事事、处处、时时都缺损了个人、集体利益，何以保全国家利益，国家又何以从事事、处处、时时中求得发展、发达。把农民组织进入农业合作社，增加其实质自由，它应是一种消除了强制的、让渡农民个人的、人均份地的形式自由，旨在分享合作生产的成果，增加农民个人利益的组织。入社、退社都须自由。在合作社的生产劳动也应是自由的。 [阅读全文]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自由化造就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使2亿人口脱离贫困，并促进了个人自由。然而，美国国会中有部分"贸易怀疑主义者"，他们将中国的财富增长看作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还有部分"鹰派"，认为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这些观点过于简单化，具有危险性，可能导致不明智的民族主义和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应摈弃这类观点，支持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关于"长期战略接触"的倡议。要促进经济自由，就要有透明的法治和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中国沿着市场自由主义的道路前进，将有助于其经济和社会和谐。中国和全球经济从"和平发展"战略中受益良多，这一战略应当继续推行。同时，美国应实践其所宣扬的"自由原则"。国会应避免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应将中国看作一个崛起中的正常国家，而非一个可能的敌手。 [阅读全文]

对于所谓三农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来设问：如何让中国农民个人经济自由的增长成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或者，如何把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终目标，瞄准于拓展农民个人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农民个人人均收入增加上？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农民个人拥有平等的、〝人均一份土地养活一个人〞的形式自由，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农民个人作为个体的土地等财产和其他经济权利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入市牟利，破坏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农民个人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农民个人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刺激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抉择过程。 [阅读全文]

对于所谓三农问题，我们不妨这样来设问：如何让中国农民个人经济自由的增长成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或者，如何把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终目标，瞄准于拓展农民个人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农民个人人均收入增加上？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农民个人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农民个人作为个体的土地等财产和其他经济权利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入市牟利，破坏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农民个人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农民个人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刺激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抉择过程。 [阅读全文]

现在我国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地方政府创新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距离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相当差距。在这个阶段，也是改革创新最容易夭折，最容易回到旧体制的时期。同时，这也是改革创新层出不穷、越来越突破原有体制框架的时期。温岭市10年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来浅尝辙止的轮回，我们有理由期待她今后创造出新的辉煌。 [阅读全文]

农业农村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农民个人的(经济)自由的扩展、增长。经济发展拓展了人们的自由，同时经济也因自由的增长而发展（阿马蒂亚•森，2002）。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们寻求最有效发展农业、发展农村以至发展中国的办法，绝对有必要重新认识经济自由。尤其是9亿农民个人的经济自由。扩展农民个人的经济自由，是目前我国发展抉择中最可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既没有在理论上明确第一步改革是以自由为发展手段的；现在又面临以自由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任务。我认为这一对于农村第一步改革的理论认识，才是到位的或深刻的。这一理论认识长期被我国理论界人士所忽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把即将开始的农村下一步改革的基点，放到不断扩展农民个人的经济自由之上。 [阅读全文]

本文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样一个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化或社会化的客观经济过程——现实社会生产力中那些最主要而又最重要的物的要素即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愈来愈多以至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占有，并赋予他们以法律上、事实上的、与这些生产资料结合所产生剩余的控制权的所有制转化过程。 [阅读全文]

【提要】本文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历史观形成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并明确指出，社会决定国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原则和思路。只有运用这一历史观来指导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革除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生活过分国有化的旧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阅读全文]